【新社区规划】社区营造讲座简讯：乡村建设之参与式规划，昆山绰墩村案例
讲座嘉宾：陈育贞，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发展基金会—宜兰分会会长、兼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副教授、兼任中原大学景观学系副教授
珠海参与式社区规划试点项目组
简讯编写：周金苗、李若童、麦夏彦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根据意见精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随即出台了《关于选取试点社区开展城乡规划公众参与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中明确提出，在深圳市和珠海市各选择一个街道或社区作为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的试点。积极响应国家和省厅要求，市住规建局开展了“珠海市社区参与式规划”项目。
为探索社区规划建设的路径与方式，借鉴先进 “参与式社区规划”经验，5月27日，在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主办下，邀请台大基金会陈育贞会长作为讲座嘉宾，以《乡村建设之参与式规划，昆山绰墩村案例》为题，介绍了团队在昆山绰墩村进行的参与式规划实践经验，旨在为珠海参与式社区规划试点项目提供借鉴经验与启发灵感。
讲座中，陈育贞会长讲授了乡村建设昆山绰墩村参与式规划的案例。在2014年4月，昆山市政府确定了绰墩村原地保留并允许居民自行整建的决定。同年，陈育贞带领的宜兰工作坊开始参与到绰墩村社区营造的工作中，希望回应绰墩村文化承续与村庄活化面临的挑战。
案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通过数日持续一整天非正式的日常性交流，团队对村子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并获得了村民信任，同时注意到村民对已消失的绰墩山具有强烈空间意象，这引发了团队进一步探寻的兴趣，这也成为了绰墩村社区营造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绰墩山早在文革时期就被铲平了，然而与之相关的庙会历史赋予了留守老人们强烈的空间记忆，集体记忆激发村民热情，主动提出“让绰墩山回来”的愿望，并且就在农历庙会上联署行动，促进了后续绰墩山方案的诞生。
专业知识引导规划师去剖析空间、想象空间，同样也带给规划师以束缚。习惯以专业角度去解析空间规划的结果是往往忽略了村民最真实而迫切的需要。通过讲座，我们了解到，参与式规划本质上并非只是一个“居民参与我们”的过程，更是一个“我们参与居民”的过程。真正架构起规划师与村民之间沟通桥梁的，是基于“回归集体诉求”而引发的同理心，陈育贞称其为“神入”，这也是为何在进村考察之初教授首先要求成员们要“放空自己”的原因。唯有真正参与进居民之中，暂时放下我们前摄性的专业偏好，去用心倾听他们最真实的诉求，让居民感受到这是一群真正理解他们、愿意帮助他们的人，这座沟通的桥梁方能稳固，而当这座沟通的桥梁真正建立之后，居民才愿意真正参与到实际的社区营造过程中，而规划师的专业知识方有用武之地，从而帮助居民探索和实现“理想空间”，使空间成为真正“以居民为本”。在绰墩村的案例中，规划的内容实际上远超于规划师蓝图式的方案构想。
参与式规划希望回归对公众需求的关怀，使规划不再成为规划师独揽的任务，而成为多方主体共同缔造的美好图景。在实际的规划实施过程中，落地之处几乎都是被触及的利益。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对称，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往往引发主体间难以消除的隔阂，而居民话语权的缺失也进一步地加剧了公众的不满，这是参与式规划存在的意义所在。规划师的任务不再局限于以往，作为可以与居民、政府、开发商等之间直接对话的第三方角色，规划师成为多个利益主体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信息的“转译”，打破原来沟通的障碍，将规划导向一个基于共同诉求而形成的最优方案。就如绰墩山方案，山丘恰好覆盖景区南北向现有唯一干道，这是方案迟迟难以落地的原因之一，而规划师从中斡旋，能协调多方对话，促进沟通进行。
通过讲座我们认识到，寻找文化认同对于社区营造来说很重要。而通过沟通互动与社区居民建立互信关系，并从中找到承载他们共同精神的空间是很重要的切入点。以关键的公共空间参与性设计为带动，村民也能够逐步熟悉看模型与表达想法的方式。同时，以此为契机，居民与规划师之间建立互信，带动居民参与到原来不想参与的其他房前屋后的空间改造上。
在绰墩村的案例中，我们感受到找到并帮助村民“复原”心中的“绰墩山”对于整个参与过程的推动起到关键的作用。对于很多村庄而言，留守村民主体是老年人，普遍支持村庄环境优化改造，却又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毕竟自己不会对村庄未来有多大影响。于是当规划师直接问他们改造需求时，他们往往没有想法，觉得现在一切安好，自己反正也一把年纪，无所谓。然而村庄是长久形成的聚落，它承载着居住者的记忆，尤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年人。在绰墩村的案例中，老人们心中都有一座凝聚共同记忆的“绰墩山”，它也许已消失于现实中，却长留心底，或许物质形态仍在，却有所改变，不再承载记忆中的功能用途。找到“这座山”，就能找到那个突破点，那个激发居民关注社区营造，激发居民对社区未来的想象力的突破点。而挖掘这一突破点，也有益于建立居民和规划师的信任关系，使居民相信规划师是真心诚意来共同关注社区未来，而不仅仅是走走访谈形式，然后做一个看起来高大上但其实并不呼应他们需求的规划方案。
参与式规划开展，关键就在于群众参与，没有群众参与也就谈不上参与式规划。获取群众的参与支持，尤其在没有开展过参与式规划的地方，是参与式规划推动最困难的地方。讲座中，陈教授提及在台湾的参与式规划，一般以成本较低的文化活动作为启动的经验，也给予了还不太熟悉社区营造的大陆重要启发。文化活动能够先把社区凝聚力，以及团队之间的沟通机制做起来，为后续的参与工作打下很好的群众参与基础。在群众被发动起来后，村民或居民自发会进行后续的物质空间的微调整。
不同于传统的蓝图式规划，参与式规划是一种过程性规划，需要不同主体在规划方案形成过程中的不断磋商中推进。参与式规划不在于在短时间内使得得到居民认可的规划方案建成落地，而在与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可进行的协商机制与方式。参与式规划是对一次性蓝图式规划，以及基于行政命令的一次性推倒重来的具有颠覆性的规划方式，是一种协调维系经济、社会、文化利益的持续、渐进的规划方式。
正如在绰墩村的案例中，由于绰墩山复原方案恰好覆盖景区南北向现有唯一干道，方案迟迟难以落地。但在这个案例方案形成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种保护当地文化的社区或社群力量，一种在后续建设的推进中能够代表当地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依托文化认同而生，具有共同意识，比起个体更能在多方协调中实现利益制衡，促进整体目标的最终实现。
同时，由于前期非正式日常性交流和方案形成过程，规划团队与当地社会实现相互的坦诚和互信，即使短时间居民参与设计的公共空间没有改造成功，也不会造成误解。规划团队与当地居民、政府、开发商建立起一种沟通关系，是一种规划商讨持续进行的协调关系。
在讲座中，我们也体会到，政府对文化保育以及参与式规划方式的认同，以及政策与行动上的支持，是参与式规划的成功推动是重要的前提。在绰墩村的案例中，附近没有这种政策的村子也基本被拆了，只是到现在经济发展量上的“任务”不太重要了，绰墩村还有可能做文化上的保育，所以以绰墩村来做工作坊。没有政府支持的参与式规划很难推行，政府对参与式规划的认可，以及行动上、政策上的支持，是这种规划形式能够推行的必要保障。
在这种规划方式的转变中，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同时也需要第三方主体，如规划工作者，从中协调并提供专业意见。政府由台前退居到幕后，通过规划工作者形成于居民更好的沟通关系，更顺畅地传达政府的意愿与难处，也通过规划工作者更好地反映地方居民的诉求。通过政府、规划方、居民等各主体沟通机制的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为参与式规划成功推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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